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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梁归智

前得周汝昌先生新著《 红楼梦的真故事》 ,扉页作者介绍云:“字玉言,号解味道人,1915 年生人。”今获先生1997 年元日书启,开首则曰:“汝昌自1947 年为始,失足于‘红学’,不能自拔,转头五十载于今。”1997 年,周先生年届七九,而“红腊’,则为五十,碰巧又逢“九七”香港回归,诸端凑泊,于周先生,于红学,都别有一番意味。

三年前,我曾以和周先生的通信为主要内容,写过一篇人物素描式的随笔,标目《 独上高楼蓦然回首》,但一直没有机会发表。今天拿出旧稿重读,不觉又有新的触发。何不在此陈文旧基之上,添修点染,更建新构,就为周先生红学五十年因缘之芹献呢?
自以为得计,遂成此文。

检点箧中各种简札,周汝昌先生的信独多,已有七八十封之数,超过了任何一位师友来鸿。最早的一封署的日期是1980年10 月31 日,屈指算来,已阅十七载矣。

周先生的第一封信,是对我寄去《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那篇论文的答复。当时由于地址不明,我首先把论文寄到中国科学院(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独立建院)文学研究所,被邮局退回来,我又二次投递,寄往《红楼梦学刊》 转,这期间往返周折已费去两个多月。我那时的情形,是一只脚刚迈进“学术界”的门槛,另一只脚还留在外头。那种仰慕名流、渴沐春风的心情真有如古语所云“如大旱之望云霓”。大概也就是一周左右,我得到周先生的回信。牛皮纸信封,左下方印着“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几个鲜红醒目的字,竖写格式。紧靠“研究”两字左侧写一个“周”字,其上横右上倾,转折成一个锐角,直刺在“术”字的横下撇上之间。后来我常常想,这个“周”字的孤峻峭立锋颖秀出颇有一点像征的意味。

拆阅时心情十分激动,尤其读到信中“见所论,不胜欣喜。我们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这些话语,更是大喜过望。待到喜悦之心潮趋于平静,才再细细揣摩信中另一些话:“事忙不堪言,又目坏已甚,因难很大”而仍然“尽可能地尽先粗阅了一下”, “个别处,论证似嫌简略,但好处是要言不烦”。对“因麒麟伏白首双星”那一句《 红楼梦》 的回目,我原来的解释,是“双星”用牛郎和织女隔河相望的故事像征贾宝玉和史湘云后来聚首又分离,信中特别告知:“我在《红楼梦集刊》 首期有一文论及,你曾注意否?请一参考才好。”后面又询问“此稿不知已有约好的发表刊物否?”并建议我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投稿,寄给“该校韩进廉同志”,并说“我已去信提过你此文了”。在信的结尾则很客气地说:“见稿是复写本,当另有同本,故惠寄的这一份就留给我参考,好吗?”

作为一个刚从十余年的人间炼狱挣扎奋头出来,正在求学读书的研究生来说,得到一位著名老专家这样一封意殷殷语谆谆的信,确实是获得了一种精神动力。思绪本已是春蚕破茧丝丝抽动,这一下更如放开了大闸,鞭策了骏马,一头扎进探讨《红楼梦》 八十回后佚文的研究之中,焚豪继晷地干起来。论文一篇篇写出来,又一篇篇寄出去,周先生的“鸿雁”也一封封地飞过来。从第二封信起,对我的称谓已经从第一封的连姓带名称“同志”改为只书名而称“学友”。

尽管时时感叹目坏,周先生对我的文稿是看得很细的。198 0年11 月24 日来信,在纸尾又附一笔:“稿P . 13 ‘人情事故’,应作‘… … 世故’。”除了对文章中的论点论据表示“深获我心”之外,又特别说:“你的文字很好,简洁,通畅,明白,气味纯正。望你坚持好文风(其实也是学风),万勿受任何‘时流’的坏影响。研究有得,要有信心(不是狂妄自是),不怕‘名家’的‘势力’(即压力)。我对你是很支持的,寄以很大的期望,‘探佚’是红学中极关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务望努力——全力以赴。”“我的‘红友’很多,真正认识‘探佚’的重要而且做工作的,也不过二三人。故深盼你在这方面作出好成绩。”

周先生成名很早,五十年代已是红学界数一数二的大学者,为什么却总是对“名家”、“势力”耿耿于怀呢?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已经有这样话:“只要抱着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志愿,应该这样努力研讨,无所‘畏惧’。”后来和周先生的墨缘深了,我更深深感到他有一种极为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不是由于年老,没有随着知名度的越来越高而有所缓解,政治环境的影响似乎也非主要原因,而是一种学术境界的孤独感。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爱看《红楼梦》 的人都能脱口而出背诵这首诗。可是,在“探佚”未大成之前,他们中很多很多人都把心灵的焦距对准了后四十回续书中的“黛死钗嫁”。这包括了研究《 红楼梦》 的大多数“专家”和“学者”。周汝昌却从四十年代写《红楼梦新证》 起,就力排众议,痛斥高鹗“狗尾续貂”,揭露“伪续”“篡”了《 红楼梦》 的真味儿。他因此陷入了“光荣的孤立”——孤立就是几十年。他因此成了“少数派”——这个“派”少到只有他一个人。他因此总感到一种强劲的压力和压抑― 来自“名家”和“势力”,他们以“集体”和“群众”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周汝昌因此实在地承继了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历史性孤独感。他被迫地成了“斗士”― 为坚持和维护自已的学术见解而展开了韧性的、几乎是毕生的“战斗”。

不是政治斗士,也有别于鲁迅那样的“思想斗士”,而是“学术斗士”, “思想”以一种非常专门的“学术”形式出现。这种“学术”里面隐藏着关乎中华民族灵魂品质和精神境界的大问题,却因“学术”的坚硬外壳而与大众隔离甚远,孤独感因此也就格外深享邃。“两间余一卒,荷戟独仿徨。”鲁迅的孤独毕竟还是直面社会和人生的,周汝昌的孤独却幽闭在“学术”的围墙之内,他的活动场地更专深,也就更窄仄,孤独感自然也就更强烈。这真算得是一种奇遇,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很罕见的文化现像。在他给我的书翰中,为我的著作写的序言中,以及与我赠答唱和的诗词作品中,总是轰鸣着“孤独”与“斗争”交奏的音响。学术之事,试看古今哪一个重要学说之初出不是大遭反对的?哥白尼当时如有畏惧世俗压力之心,太阳至今仍绕地而行。可异不可异耶?

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 所以我们很“苦”,和此二种人对话,多冤枉!!但现实却恰恰要求我们针对这“两种人”作不倦的斗争工作。苦在这儿,意义也在这儿:古往今来,凡真理都是先得战胜此“两种人”才获得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呜呼。

见你忧谗畏讥,顾虑不小。处今之世,可以理解。记得你刚交稿尔久(发排之后)来信说书出恐受“批判”… … 我也曾去过信。想当记得。我作诗不为发表,纯属个人之间的来往。有人看了不舒服,也要干涉?我的序,也并未出言失其分寸。如果也“连累”了你,那就太没好人走的路了,难道我们只是怕和是,就“免去”麻烦了吗?“积四十年之经验”. 知其不尔。你越逊让,他越放肆。手中有真理,词严义正以待之,可耳。书已正式出来了,你要有个坚定的态度― 拙句不亦及之乎?

… … 而是说这儿有一种见解,或一种“思潮”(夸张之词了),貌似陈义甚“高”,实则落后于时代,还是三十年前老脑筋老境界。连科学分工都觉不受用,作点儿实际工作都不肯,却高唱什么目标新局面。探佚是一门专学,他却嘲讽“这个学,那个学”,此非“葛天氏之民欤”而何?

上面的段落,是从历次信札中挑选出来的极少一部分,都是围绕“探佚”这个研究课题而发。这些议论的背景,且隐云雾之中更妙。探佚盛行,则后四十回程高续书被“釜底抽薪”。一百二十回所谓“完本”《红楼梦》既然已经“被历史接受”了近二百年,彻底掀翻这个大案的探佚研究要“犯众恕”、“反潮流”,感受“压力”和“孤独”,原本是“册子”里注定的命运。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周汝昌的孤独感还不仅局限在这一个问题上。除了这个“核心”,在许多“外围”和“边缘”研究中,他也常常卷入争论而且显得孤立。比如他研究曹雪芹家世,推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当时这纯粹是“大胆的假设”。虽然后来发现了康熙时的《曹玺传》 ,证实了他的“天才预测”,但在此前的长时期内,却备受责难和嘲弄。不过并非每一个问题都能有“《 曹玺传》 ”出来作硬证,因此他主张曹雪芹的祖籍在河北丰润,曹雪芹的卒年在癸未而非壬午,乃至曹雪芹小像,曹雪芹墓石,等等,周汝昌都成了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而且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很难说周汝昌在每个问题上都绝对正确,但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因而,他一提起笔来,无论是撰文、写信,还是吟诗,一种“积郁”、孤愤的情绪就汩汩涌出。郁愤出诗人,郁愤的情绪加上周汝昌的天分,使他特别能于曹雪芹产生“同情”,而发《石头记》 的真论,也使他的学术文章写得分外漂亮,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文章”。所谓“玉言”和“解味道人”的别号良不诬也。即使那些和周汝昌学术见解十分对立的人,私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妙”, 他的笔“生花”。说得不客气一些,周汝昌的天分是远在他的红学同仁们之上的。他不仅有学,而且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识。考据、义理、辞章,周汝昌三者皆擅胜场,因此,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曹雪芹的胜境,而他的同仁们却往往为高鹤所牢笼。专攻考据的人觉得他的思路跳跃性太大,好像不遵守考证的“规矩”,偏好文本分析的人又嫌他“脱离”文本太远,讥为“考证派”。总之,周汝昌“悟性”挂帅的治学思维方式常常使他的论敌们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云。本质上言,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高鹤的差异。《红楼梦》 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个历史的吊诡挤弄着狡黠的眼睛,使多少大名家捉襟见肘遗笑人间呀。

由此一脉贫注,也就突出了周汝昌另一种“个性”和“风格”: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愿意充当伯乐。周汝昌的这个特点是红学界所公认的。不少中青年学人都受他的提携而步入红坛。只要有一善可称,周汝昌就尽全力予以表扬,代为鼓吹,给以各种帮助,包括推荐发表、出版,写序言,介绍参加学术会议,等等。由于“学派”林立,众口难调,而被提携的学子们也秉性各异,有的颇具锋芒,有的学养欠周,周汝昌的古道热肠也就有时引起非议,招来种种“说辞”。周汝昌似乎对自已的大名鼎鼎估计不足,不知道享有大名的人不仅“批评”的话难说,而且“赞扬”的话也轻易说不得。从根源上说,周汝昌对青年的提携也是他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觅不到知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而一旦真获遇“高山流水”,满腔真情就会倾泻而出。无论是公开发表的序文,还是私下的个人通信和吟咏,周先生对我的习作可谓赞誉备至。这在对“知遇之感”没有强烈体验的“局外人”来说,自然要不以为然。

“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更为作恶!若非有兄等二三子为中流砒柱,我真不想再研红了。

… … 而高山流水之思,固不能无所感切。人生之难,难在得一知赏,莫逆之契,良不诬也。

为红学辛苦大半生,今乃得有吾兄佼佼出现于红坛,欣慨交胸,莫可为喻。吾辈目前,势似孤单,但分明已经打破牢笼,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了,能解决这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钜大、最深刻的问题,开辟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使全人类逐步认识曹雪芹,平生愿足,岂更有他求哉。

兄欲为文,拙意只要将立论的理由论点,切实说清,即不怕什么。最多不过“商榷”,不会再出现什么“大阵仗”的。… … 要想有一点“突破”,也需要如常山赵子龙将军之胆的。呜呼。

这些不同时期的简犊,摘录了放在一起,是颇有一点“历史感”的。以“探佚学”的兴起和大成为标志,从“尊高”到“尊曹”, “两种《 红楼梦》 ”历史地位的升腾和坠落颇堪玩味。卷进这一红学漩涡的各路诸侯,都不免暴露了他们文化长衫掩盖下的某一种“底”。周汝昌高屋建纸,确有一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苍茫气概。这是文化的苍茫,前不见古人,只好往后张望,切盼来者了。因而,当《石头记探佚》 稿成,请周汝昌为之作序,他于“吴牛喘月”的“酷热异常”之时,“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写了一篇气足神完的佳构。其中有云:“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这样的话,确实是“骇俗”和“刺目”的。面对“溢美”, “捧杀”的“舆论”,周汝昌不为所动,自信“并未出言失其分寸”。当书稿正式出版、“问世传奇”后,他面炙书香,比出版了自已的著作还要激动,还要动情,“喜题但句,时复酷署,绝类作序之年也”:

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
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

人生怀抱几回开,何幸书成蜡未灰。
永夜孤明为谁照?清光长是引方来。

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
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

悬真斤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
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

序君书忆喘吴牛,披卷今欣似爽秋。
只道京华专酷暑,不知沧海阻横流。

下士闻道常大笑,报誉无惊致毁安。
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不芳。
风雨秋窗是谁事,月痕难解细参详。

探佚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周先生和我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最后一首诗就是研讨性质的。诗后附一句:“若云逝于春末夏初,岂是月景时耶?”我并没有被说服,后来单撰一篇《林黛玉死于春末非死于中秋辨》 ,和周先生争论,而他并不以为怜。此外如“岳(撤)神庙”还是“狱神庙”, “情榜”中一百零八名女子是否都名列“薄命司”等问题,通信讨论,各抒已见,无法统一则各自保留自己意见。这就是“为学”之“品”。讨论分歧意见,周先生总是平心静气地陈述自己的看法和根据,出以商量的口吻,并且时常强调:“学问之事,正待相互切磋,方可收功。”此正潇湘妃子教香菱姑娘学诗之语意也。更多的情况是周先生对我的“发明”和“贡献”极口称许,有时还生发感慨,反省自已的“不足”。如我写了《红楼梦的两种悲剧观》 那篇论文,寄给他看,他看后接连写来两三封信,信中说: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 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 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俊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悲剧那篇文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厨”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 还得靠自已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事,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实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辈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即对姚先生的识见,器度表示非常佩服,多次在信中提及,后来又和我当面提起。周、姚两先生从此建立起亲切的友谊,互相赠诗、唱和。有一封信这样写:

他果然又寄来了两首诗,这一次是五律: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无憾平生愿,何忧吾不能!
鹤林怜鼠腐,野畔服芹馨。
大业千均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我当即依韵和了两首: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周汝昌对自己真服气的人是绝对惺惺相惜的。“文人相轻”一类“通病”在他身上并不存在。他的文章中对季羡林、张中行等先生的独到之处,都由衷推崇,但并不见相应的回敬。这倒并非这些老先生故作矜持,实在是红学这门学问确实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这些学界泰斗不愿意说自已并无真切感觉的应酬话。但周先生对他认为真有料的人,却是到处逢人说项斯的。他看了我的导师姚奠中先生为《 石头记探侠》 写的“前言”之后,即对姚先生的识见,器度表示非常佩服,多次在信中提及,后来又和我当面提起。周、姚两先生从此建立起亲切的友谊,互相赠诗、唱和。有一封信这样写:

姚先生前赐一函,我已拜复。其简札之文词水平,当世无第二家可比,真堪佩服。(人家不是临纸掉文,只是随手写去,而词气之渊雅,复乎不可及。回视拙札,荒陋枪俗甚矣!! )

我因为和姚先生同校教书,倒没福气领受姚先生的简札。但周先生的简札实在也是绝妙佳笔,真挚,雅洁,灼识隽语,满纸琳琅,笔意常在魏晋之间。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周先生对我的文章虽然常常褒奖有加,但遇有荒谬之处,即使是一字一句、也一定指出,绝不“客气”。还是那篇论“悲剧”的论文,周先生虽极赞,却不忘在信尾附上一笔:“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了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两个“比较”上下,又写上“对比”二字。他的意思,是文章要尽量写得自然如话,避免拿架子的“文件腔”。还有一次,我从探佚角度写了十几首咏十二钗的七言绝句,寄给周先生看,他来信指出不少“小声病”,使我赧愧感服不已。这样一种“真性情”,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学术见解和境界却总是“知音难遇”。在一封信中他曾感慨万端,说平生结交满天下,但对自已的红学研究成果,“肯于(敢于)份开说上一句好话的,却极罕!极罕!”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当他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出版,我写了那篇《 谁解痴中味》 的书评之后,他的心情为什么那样激动、欣慰:

立春大节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患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莫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 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炙), 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沟非凡品― 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有一次天津的石建国老先生来信,索购新版《 石头记探佚》 。书寄去后,石先生又来信谈读后感:

很快又寄来一首诗:

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
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
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
非关财为匿,长叹睿灵贫。

周先生赠我的诗还有好几首。《 石头记探佚》 新版问世后,写来的那首别具怀抱:

身到红楼第几层?危栏迢递石峻嶒。
诸方振铎仍须士,独夜传衣转慕僧。
腐鼠尚劳甘惠施,鸣鸯谁识晓孙登。
遥知辛苦十年事,听尽啼鸦睡未曾?

又一次天津的石建国老先生来信,索购新版《石头记探佚》。书寄去后,石先生又来信谈读后感:

两日来粗读了旧版未收的一些文章,仍未读遍。其中P . 578 《 周汝昌和(红缕梦与中华文化)》 一文中说他是诗人、是搜集考证的专门家、是学者、书法家… … ,或许他还有的一些才能,可能您不知道吧。我和他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同学,就所知者,他还会拉京胡,拉的、吹的,差不多称得起是一位京剧伴奏全能选手,并非过誉;他还能演京剧小生(彩唱),而且老生、青衣等,亦都能唱一些,又可以说是多行当的京剧票友。还有他还很懂曲艺,非常能欣赏京韵大鼓。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自娱的爱好而已。不过,由此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和文人。才华横溢,这确是周汝昌的特色,是他与其他一些或专门考据家世和版本、或只知鉴赏一百二十回伪“全璧”的红学界人大为不同的地方。多才多艺、触类旁通的周汝昌对《红楼梦》 的观感和研究不能为许多同行所认同,其实也是必然的事情。只要读一读他的新著《 红楼艺术》 ,那“鼓音笛韵”,那“吴带曹衣”,那“勾勒· 描写· 积墨,… … 真是建章宫千门万户,在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和学术中如鱼得水,自在优游。我为《 红楼梦的真故事》 写书评,以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人物画》 起兴,周先生读了拙文后又来信谈起一段往事:

此次从刘旦宅画谈起,能引人入胜。因你提雪雁,我方想起当时题司棋,还是堕入了高进士的圈套。此不得以“一时失神”而自谅,沟须检讨者也。又,也想到《真故事》 于紫鹃、雪雁等全无“交代”,乃大漏脱。(盖皆“急就”所致。即为刘画题诗,四十首连作带写,只用了一日零一上午即交卷,当时出版社大大惊奇也。)

我不禁想起有一次和周先生通信,提及石建国先生所述往事,周先生复信中又有一段让人解颐的“自述行状”:

月间曾三次为驻京外宾(使馆界、联合国开发署)讲红,颇受欢迎。我英语四十年不讲,全荒了。然尚能凑合,还落好评。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博士)赞我作得BEAUTIFUL (指讲红)。联合国一美国女士则说我的英语BEAUTIFUL 。这似比粉墨登场唱小生更值得一入兄文也。一笑。前此被逼为电视台讲诗(对海外的),结果说我之所录效果居首,说我有“演员才能”,然则我若当“明星”, 何至受穷至今。惜乎后悔晚矣哉。

后来又有一信,再次提到:

27 日为使馆界一群洋人讲红,很受欢迎,掌声(非“礼仪性”的)历久不息。在曹雪芹问题上似乎也引动了兴趣,有提问欲知80 回后情节者,我举起大著示之,告以此乃最新佳本,为你“宣传”。

周先生的孤独感是否已经略为缓和了了石建国先生是天津市一个“街道红学会”的筹建人和“副会长”,这个“学会”所宣讲的红学完全是“周汝昌派”。而“老外”们也开始对他的《红楼梦》 研究有了兴趣。看来,周先生似乎不必再为苦苦寻觅“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而“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了。

前不久,我和两位红坛新秀陈维昭、乔福锦闲聊,他们都对周汝昌的“才气”深为折服,并对红坛的一些无谓纠纷感到好笑不在一个层次的人是很难对话的。大家都感叹,如果周汝昌先生没有“失足”红学,而是从事唐宋诗词或先秦诸子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只怕早已成了像陈寅悟、钱钟书、季羡林那样众口一辞齐声称道的“国宝”和“大师”了。但入了红学界,他就只能是一位“有争议”的学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锋摘犹加.痴情未已”,连红学五十年的“有所纪念”也只能自己张罗。这是红学的悲剧性,虽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到底有些让人觉得要吐一口下平之气了。

1993 年8 月l 日稿

1997 年元月27 日新订·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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