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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俞平伯的晚年

韦 柰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外祖父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那次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对外祖父的一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54年对他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场“公案”,用了32年的时间方才了结。32年!一半的人生就这样无谓地消耗、流逝!难怪外祖父在发言结束时感叹道:“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

庆祝会后,我们在家中备茶点以示祝贺,而他仍像往常一样,淡淡的,并不显得兴奋。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日记中也没有记载。往事既已如尘,喜也罢,悲也罢,《好了歌》里说得明白:“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一切毕竟全都过去了。

尽管对1954年的事有了正确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我的外祖母先此去世,没能赶上那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刻。外祖母在1982年2月病故,此后外祖父的独居生活相当沉闷。他虽口称“要过一种
新生活”,但奇迹并未出现。除看书、写字,偶尔让外曾孙租个小三轮车出去吃顿饭之外,极少社交活动,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把苦痛压在心底,在言谈话语中,却从不流露。我们只有从他1982年2月21日所写五言诗中,对他那时的心境有所了解。那是他的内心的独白,也是他生活的写实:

独语犹对话,耳聋不待闻。
是处皆怅触,堕泪人未悉。
谁言此境恶,我道殊非劣。
既无食旅扰,更较病坊活。
出门将安之,何如守故室。
守之亦何为,惺惺又寂寞。
良朋友嘉言,“料之无戚戚”。
(末句为圣陶和诗也)

我们
家人都力图使他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所做的一切,徒劳无效。他不愿做的事,绝勉强不得,所以也只有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一切由他去。

已巳年腊月初八(1990年1月4日),是外祖父的九十诞辰,我们家人和亲友对这难得的大庆格外重视,却也因此引出不少“麻烦”。

他往年的生日过得很简单:十几位近亲到家中拜寿,中午一顿较平日丰盛的家宴,已成惯例。然而,九十大寿毕竟不同寻常,照例应是大办一下的。但对一向不喜排场、不愿为自己的事给别人添麻烦的老人来说,大办寿筵显然不会同意。因为,如果大办,邀请范围将扩大到海外、港澳以及上海、杭州、德清等地,如此兴师动众,他绝不会赞成。可是,若沿惯例,将缺少寿庆的气氛不说,还会把众多亲友拒之门外,这也不好。于是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把邀请范围局限在40人左右的至亲好友之中,生日午宴就订在距寓所步行仅需10分钟的贵阳饭庄。尽管方案有了,他也同意了,但我们并没有安下心来,因为在夜深人静时,常可听见他莫明其妙地大喊:“我要死了,不过生日!”我们都担心到生日那天,他会突然犯别扭不肯露面。于是商定,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便由我出面做说服工作,因为在众多家庭成员中,我似乎是他最信得过的人。

是日,老人强打精神,整整一个上午,在客厅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无论辈分大小,在给他拜寿时,他都坚持要站起来还礼,这也是他从不倚老卖老的一贯作风。更为有趣的是,从寓所去饭庄,他乘坐的是租赁来的、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小型三轮车,由他的外曾孙韦宁蹬着,缓缓行去。路人恐不会想到,坐在那辆“嘎吱嘎吱”乱响的破旧小三轮车上,穿着一件旧中式大棉袄的老头儿,会是一位
世界闻名、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作家、文学家和红学家!自有这小三轮车可以租用以来,他多次近程外出都靠它。有一年的八月半去玉渊潭公园赏月,也是用这辆破车,虽不够“派”,却也潇洒自如,另有一番情趣。由他的第四代人驾车,这之中的天伦之乐,更不是人人可享受到的呢!

下午,家中备茶点待客。生日蛋糕定做得很漂亮。在过去,这是他很喜欢的食物,但那天,只象征性地吃了一小块,也未在客厅久坐,略与客人们寒暄了几句,便回卧室去了。

九十寿辰的纪念活动,在家人和亲友们通力协作下,隆重而又圆满地度过了。然而,看得出,他的心气儿并不高。早在生日之前,他便常说,“过了九十岁就死了。”那时我们自然以为那只是呓语,谁料想此话成真!

九十寿辰后3个月,1990年4月16日,他因脑血栓再度中风,左侧瘫痪,距第一次发病整整15年。病发突然,来势很凶,也没有任何预兆。他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床上,面色青灰,人同槁木。经诊断,大夫要他入院治疗,虽神志不清,仍连连摇头,像过去一样,坚决不肯住进医院,只拿了些药回来给他吃。当时的情况,我们都以为他会不久于人世,日夜轮流守护。人虽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仍是“旧习不改”,对必要的治疗,一点儿也不配合,不肯按时打针、吃药,急坏了一家人。说来也怪,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日后,居然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这时,我再次动员他去住院,却又遭到拒绝。

病中的老人真是可怜,他想动,动不得,想说,说不出。一向要强的他,坚持要用勉强能动弹的右手自己吃饭、吸烟,小便也不肯让人帮忙。看他那股子倔犟的劲头,艰难的举动,令人心酸。为不使他因久卧病榻而引发褥疮,每天坚持把他抱起来几次,坐到书桌前去吃饭,饭后他歪着半瘫的身子,叼着一支香烟,呆呆地坐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不时抬起右手,习惯地抚摸着光秃的头顶,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他真该没有什么牵挂了。却不然!

他牵挂着“写文章的人”。一天下午,他突然把我叫到床头,抬起右手指了指他存放零用钱的壁柜,用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碎语对我说:“拿出……拿二百元钱出来。”我不解其意,迅速把钱拿出来,送到他眼前。“送……送给写文……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很多,你要送给谁?”我附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他却反应不过来,只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于是我把能想到的,和他相熟的写文章的人一一数念给他听,当提到潘耀明的名字时,他点了点头:“就……就……给……潘……”我终于弄明白了,紧捏着手中的二百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二百元,这数目太小了,然而那份情,那份在半昏迷状态中仍流露出的感情,该有怎样的价值啊!

待潘耀明回信向他致谢时,他已不记得,只是呆望着对他讲话的我。就由他忘记了吧!我们却永远不会忘怀,不会忘记那二百元钱中所寄予的希望、关怀和深切的爱。

了却了一桩心事,另一件心事又涌上他的心头。这桩心事,在病后第三个月,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在连续服用“大活络丹”两个月之后,他的病情略见好转:那不健全的大脑,又有了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思维。他经常在清晨醒来,然后要陪夜的男佣抱他到书桌前坐下,边吸烟,边与男佣“闲谈”。有一次甚至拿笔为男佣写了几个人名,他们是:叶圣陶、顾颉刚、冰心。为什么要写,不得而知,或许是说与他们相识?还是想起了与他们交往几十年的友谊?

自6月中旬开始,他每见到我,便总是重复地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这话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写什么文章?他为什么如此关心呢?

不久,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语句含糊,很难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了: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吃尽苦头的《红楼梦》!此后,话越讲越清楚:“文章由四个人写”,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看这意思,是要来个“集体
创作”了。但到底要写什么,还是弄不清,无论如何不会是要我们重新写作后四十回吧?不管怎样大声地问他,也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他那时的大脑思维,只能“输出”,不能“输入”,反应极其迟钝。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把我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40回!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做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多次提及。在访问香港时便有人问:“有人说后40回是高鹗续,有人说是曹著,俞老看法如何?”他回答:


我看是高鹗续作。后40回文字上是很流畅的,也看不出很大的漏洞,但关键是
人物的观点和内在思想明显看得出来是和前80回不一样。但高鹗还是有功绩的,毕竟是把书续完了,而且续得不错。

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多次提及此事,他说:“现在的评论,把曹雪芹和《红楼梦》捧得太高,好像没有任何缺点,其实不然,你细读前80回,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而且,曹雪芹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原因可能很多,但你说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写不下去了呢?”我问:“你是说他江郎才尽了?”他笑了笑说:“我只是有这么个念头,前80回铺得太大,后面要收住,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说高鹗很了不起,你知道有多少种续书的版本吗?惟有高鹗是
成功的。不管怎么说,《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如果只有80回,《红楼梦》是否能有现在的影响都很难说。”“但是,像黛玉劝宝玉读书,求功名这样的描写,让人看起来还是很别扭的。”我说。他摇摇头:“看来你是受了我的影响。续书中败笔是有的,但不要求全责备。高鹗若不做这件事,别人做会更糟,是你来续?还是我来续?反正我续不出!再说,前80回就没有败笔吗?”谈话结束了,他没有说更多。但可以看出他晚年对后40回的一些认识。当然,像“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不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人魔的极端。

外祖父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它。这是压抑了多年的一次总发泄——一次反弹,一首绝唱。“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他还对我母亲这样说。

那将是一部除他之外,无人可完成的巨著!

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不公正的批判,如果没有动乱的10年,如果为他平反的纪念会能早些年举行,如果……

我相信他定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我不知道在天国的他,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地认真、执着。当我望着窗外绵绵秋雨的时候,时常虔诚地祈祷,那不是他洒向人间的“一把辛酸泪”。

 

原载:摘自《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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