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红学年鉴

牛芳

 

    本年度是红学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本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 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

   (1)刘心武的“秦学”。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今年第10期的《艺术评论》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今年第6期的《红楼梦学刊》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2005年11月9日第010版),《红学家应直面学术》(沈睿《新京报》2005年11月13日第A02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1月28日)。

    (2)隋邦森的索隐研究。

    隋邦森在《〈石头记〉深藏着清宫隐史》(《中国邮政报》2005 年9月17日第006版)及其论著《石头记密码:清宫隐史》(隋邦森、隋海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中阐述了他的观点:“《石头记》之‘石头’———隐射大清国的传国玉玺。《石头记》记载了我国游牧民族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的历史。……它的主题并非狭隘的‘反清复明’,而是中华各民族兄弟消除隔阂,相互谅解,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但其研究并未引起学者的回应。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

    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该书于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頫”,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2005年第17期《新华文摘》。

《曹雪芹佚著有新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3月31日)一文报道:“胡德平等学者经过深入考证,找到了证明曹雪芹另一部著作《废艺斋集稿》真实性的有力证据",其直接的“物证”是《秋葵彩蝶图》和《如意平安图》两幅古画"。也有少数红学家认为,仅凭两幅古画不能证明《废艺斋集稿》手抄本的真实性。

    (2)版本研究。

    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56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5年 03期 )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2005年 03期 )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 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

    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 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克非继续对其《红学末路》(重庆出版社2004年12月)中的观点进行论述,发表《解构新红学》一文,对新红学进行了盘点和批判。文后附有数位学者对其研究的肯定意见(《文艺报》12月3日第003 版)。此文引起学者的讨论。《财经时报》11月28日E02 版发表专题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导,如《脂砚斋真实性遭空前质疑》《克非:新红学末路的宣判者》等。宋广波的《新红学真的走到“末路”了吗?——评克非的〈红学末路〉》(《光明日报》2005年05月09日)指出《红学末路》中存在的诸多误区,认为克非的观点“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

二、 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人物的研究大多脱离不了以往的观点,但也出现一些新的角度。如《谈后四十回妙玉形象的改变》(王婷婷《红楼梦学刊》第1期),《林黛玉形象与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下凡——归仙“母题》(杨天舒、唐均《红楼梦学刊》第3期),《〈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读书人形象比较研究》(刘春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7月15日)。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迎春的丫鬟谫论》(王鑫《红楼梦学刊》第5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在文章方面,出现个别视角别致的研究。如《朱熹理学在〈红楼梦〉中的两难境地》(杨国学《红楼梦学刊》第3期)、《审石·解木·释气——论〈红楼梦〉的原始生命关怀》(贺信民《红楼梦学刊》第1期)。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如《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亦云《红楼梦学刊》第2期)就是直承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语言学研究,如《〈红楼梦〉的语用学浅析——以作者和读者在文本语境基础上的互动为中心》(张慕林《河南社会科学》S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01期  )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学研究中对西方新理论的运用已经度过了最初刻意求新的青涩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用平和的心态来接受西方理论,并能对其进行较为熟练的应用。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

    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现,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7月14日)。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本年度《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从整体上来看,多注重语法、细节等的研究,而在宏观的文化、结构、情节方面的研究不多。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二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闫敏敏《外语教学》第4期)、《从〈红楼梦〉英译看文化移植中的“妥协”》(缪维嘉《外语教学》第5期)、《〈红楼梦〉中对联翻译的比较研究》(詹琦/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1月5日)、《会话含义理论指导下的〈红楼梦〉人物语言的语用分析及翻译》(张媛媛/广西大学硕士论文/7月21日)、《杨宪益夫妻英译〈红楼梦〉诗词曲赋研究》(刘玉梅/四川大学硕士论文/3月24日)、《西方翻译家和中国翻译家之比拼:用计算语言学的方法比较〈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沈小波/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1月24日)。这些文章都显示了《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塌实进步。

三、   主要红学会议及红学事件。

    主要红学会议有: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研讨会(郑州)、吉林秦皇岛两地红学研究信息交流会、大同市红楼梦学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韩国)等。

    重要红学事件:曹雪芹逝世240周年;上海博物馆重金从美国购回1962年胡适去世后寄藏于康乃尔大学图书馆的孤本甲戌本《红楼梦》。

 

    综上,本年度的红学研究体现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学术研究开始更多地与经济利益挂钩,红学作为第一显学,更成为学术腐败的重地。我们可以看到,本年度的学术论争最终演变为对话语权的争夺,只有极少数的人来站在学术的角度上说话,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争论的双方对自己学术水平的不自信。而在繁荣的各种红学出版物中,“偷语”“偷意”“偷势”(语出唐·皎然《诗式》)的现象更是普遍地存在着,且以“偷意”为最甚。这种学术剽窃现象是当前红学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其次,在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化语境下,难免出现思想的芜杂和信仰的迷失,当前红学的研究中既有来自西方的新理论的冲击,又有传统研究的坚守,更有革命时期极左思潮的残留……如何面对这些思想的碰撞,抓住红学研究的主题,避免学术霸权、争取自由的学术空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最后,在这样一个消费化、娱乐化的语境下,我们更要端正学术态度,遵守学术规范,谨防学术研究成为一场娱乐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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