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红学研究三十年

牛芳

 

  “文革”以后的红学研究横向上大体可分为“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文献研究又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版本研究三类;文本研究则分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两支。从时序上纵向排列,“文革”以后的红学可划为三段:1976~1979年、1980~1986年、1987至今。

  1976~1979年间的红学研究

  1976~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红学研究的不少文章虽还没有跳出“文革”中形成的老套路,但随着一场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

  在文献研究方面,考证派继续了对《红楼梦》作者及成书状况的研究。如1979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另有戴不凡于1979年在《北方论丛》《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秦可卿晚死考》等文,提出作者乃“石兄”曹頫,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修改、整理者。之后,反驳戴文的文章有近30篇。版本学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1977年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在台湾出版,1978年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是第一部红学版本考证的专著。该书通过对庚辰本和己卯本之间关系的详尽分析和比勘,认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是曹雪芹去世前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一个版本,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珍贵抄本。庚辰本自胡适发现后,一直未获重视,冯其庸的详实考核才使人们对其版本学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文本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极意义。

  1980~1986年的红学研究

  这一时期是红学研究的辉煌繁盛时期,真正就《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研究形式和效果与以往大大不同,西方文艺理论也被引入红学研究中,给红学研究带来许多新视角。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在大陆已基本消失,港台有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年)等,但均未成气候。这一时期的考证派却极其活跃,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曹学的考证尤其繁盛,对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生卒年、故居、曹家遗迹、抄家原因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年),在对1963年公开的《辽东曹氏宗谱》研究基础上,对曹家成员状况、从官历史等做出了考证,认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而非河北丰润;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1980年)通过对脂批的重新标点分段,推论曹雪芹之卒年为乾隆甲申(1764)年春天,有别于传统研究者所支持的“壬午”卒年及“癸未”卒年两说;另外还有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等著作。除曹学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十分活跃,大体理出版本源流的一些情况。如己卯本和庚辰本同出于己卯庚辰本;王府本与戚沪本、戚宁本属同一支;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属年份最早的版本。港台方面有王三庆专著《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早期存在状况及这部小说的传抄转录过程,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曹学、版本学的盛况相比,脂学和探佚学方面也有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1981年)。

  随着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呈现兴盛繁荣的态势。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的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方法来阐释《红楼梦》,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对于“红学”含义的争论起于1980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他认为红学的范畴应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这部小说写的是谁家的事,即“本事”,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质疑。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对于红学学科范畴的反思有利于红学研究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对《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层层深入地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等等。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

  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冲突,而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因此,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在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此外,在翻译、出版方面,1981年由李治华、雅歌·阿雷札艺思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出版;另有蒙文、维吾尔文、斯洛伐克文等译本问世。

  1987以来的红学研究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红学自上世纪20年代胡、蔡论战之后,便日渐寥落,上世纪50年代后在大陆已基本消失。但随着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的《红楼解梦》的出版,索隐派红学在大陆再起波澜。《红楼解梦》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清朝佚史,是曹雪芹怀念恋人之作。《红楼解梦》在总体理论构架上流于索隐派的主观臆度,而缺乏正史资料的支持;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出版,作者提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之说,索隐出秦可卿故事乃影射清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从2005年起,刘心武又连续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但其考证部分重复周汝昌的观点,其文本分析则重复王志武《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的观点。索隐派红学以其离奇的故事性、传奇性,满足了多数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趣味,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受经济利益和消费性的促使,方法上又流于玄虚的红学研究,并不值得提倡。

  考证派红学亦出现不少异说新论。如1994年欧阳健的《红楼新辨》指出20世纪发现的所有脂评本皆系伪造,唯独程甲本乃《红楼梦》真本;1995年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则认为《红楼梦》中暗伏伏羲画卦结构,《红楼梦》有两种,一是故事红楼梦,一是结构红楼梦,曹雪芹的小说是一部对称结构艺术的著作;还有“二书合成说”,认为《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本书拼合而成;另有一部分人则从开发本地经济效益出发,对曹雪芹的祖籍提出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以上种种可见,红学考证越来越走入趣味化,其中的“祖籍考证”则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许多考证文章不仅仅远离红学,而且对了解作品并无积极意义。

  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考中,出现了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在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方面,研究方法显示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如1998年王彬的《红楼梦叙事》,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于红学研究上;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科技成果也被引入红学研究,如利用计算机的统计功能来考察《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等。

  小结

  1976年以来的红学研究因其历史背景的变化,显现出研究逐渐回到作品文本本身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历史语境的影响,但绝不可以沦为政治、经济的附属物。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学术研究,因为并非一切学术研究的成果都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或政治效果,但是,却能创造出一种在近期看不到效益、在长远很有意义的东西。一切学术研究,包括红学在内,都应该注意保持其学术的独立品格。在这方面,红学研究者还应该做进一步的努力。

 

 

原载:《西安晚报》2009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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