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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红学那些事儿

汪兆骞

 

  随着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眼下似乎颇有点“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感觉。然而,“开谈”不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不能不提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正是胡适和新红学派使《红楼梦》还了“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的真容。

  在胡适之前,“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但那时的“红学”,并未视研究《红楼梦》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众多“自相矜为红学”的人,除了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大多只是算《红楼梦》迷。真正对《红楼梦》赋予研究意义的是王国维,不过他研究的着眼点是哲学和美学。

咸同以来的红学,称为旧红学,又叫“索隐派”:热衷对号入座,探究《红楼梦》中的人物“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谁,如胡适所说,“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如王梦阮在他的《红楼梦索隐》中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把贾宝玉说成是清世祖福临,说林黛玉是董鄂妃。后经孟莼荪考证,董鄂“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王梦阮的无稽附会,不能自圆其说。到蔡元培在他的《石头记索隐》中,则说《红楼梦》是写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着眼于“排满”。称贾宝玉是康熙第二子允礽,林黛玉是清初学者朱彝尊,王熙凤是余国柱云云;还有人说《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性德的事,不一而足。

  胡适于1921年写的《〈红楼梦〉考证》,另辟蹊径,开宗明义:“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说!”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的宣言和纲领是“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事,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畴”。胡适果真考证清楚了“著者”和“本子”,《〈红楼梦〉考证》成了新红学的经典。

  胡适论定“《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这“自叙传”说,得到鲁迅的支持,称其“实是最为可信一说”,并将这一论定写进他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后经胡适弟子俞平伯等人的潜心研究,此论遂成定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云谲波诡的批判胡适运动席卷全国。那个时代,胡适被认定为“反动”学者,这场没有学术科学含量的大批判的结果可想而知——徒把八大卷二百多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一书,作为一面镜子留给历史。值得玩味的是,昔日与胡适学术争论的对手梁漱溟、章士钊等人,不肯对胡适落井下石;最有学术实力与胡适一搏的陈寅恪,也恪守文人的良知,在批判老友胡适的滔天大浪前,勇敢地选择了沉默。打倒胡适这个人容易,战胜胡适的学术科学很难。远隔重洋的胡适,对这一切冷眼旁观,甚为失望地说:“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没有丝毫的学术价值可言”。批判胡适之后,接着是胡风被捕,继而是反右,最后是“文革”,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的思想整肃中,不仅谈“胡”色变,有些人包括批胡适的都已在劫难逃。《红楼梦》研究,便更多地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这无疑限制了研究者的才智和想象力。

  历史在远处,对湮没于历史,盖棺已近半百的胡适,若重生再临,怕不可能。但随着改革开放,对胡适的评骘渐近客观。对读者来讲,通过阅读胡适被多年禁锢现又开禁的著作,在感受他的睿智和他文字中洋溢的文化情怀的同时,会发现,胡适不是“神”,也不是“鬼”,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性,有成功有失败,活生生的一个学人,一位曾经的文化学术界自由主义群体的精神领袖。他的精神遗产是属于资产阶级现代文明及其价值观的一部分。这是历史造成的局限,也是胡适的局限抑或是悲剧。

胡适曾很有自知之明地说过:“我的相很难画。”何故?“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但在胡适去世时,也有人送过这样一副挽联:“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我们在观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和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渐渐走近真实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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