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家世》:曹学之“文采风流”

梁归智

 

  周汝昌先生的新著《红楼家世》最近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2003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程俊仁先生希望我写一篇书评,谈谈自己的感想。雅意难却,聊申鄙见,亦不过管中窥豹耳。
  周先生曾经说红学有基础性的四大分支,即曹学、《石头记》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学,其真意本旨当然是说只有首先在这四个分支研究方面“升堂”,才能作到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向小说文本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等层面“入室”,乃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时段性历程性红学观,而非如某些误解所谓要以“红外学”排斥“红内学”。
  有一些过去常挂在人们嘴边而现在不怎么提的话其实还是有它的真理性,比如这样一些说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要全面的、运动的、整体的看问题,不要孤立的、静止的、绝对的看问题,要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其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一切有生命力而能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论都离不开这些原则。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红学研究中的许多争论之所以产生,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纠缠所致。是将“红外学”与“红内学”截然两分而割裂开来?还是将“外”与“内”作“综合互参”(周先生常用语)的辩证观照,具体考察?出发点不一样,那思致理路就会大相径庭。
  按一般的看法,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察研究是属于“外学”范围,是远离了小说“文本”的歧路,这种研究至多只具有了解作家“背景”的意义,何必如此大规模投入?因此对20世纪红学研究中曹学考证的兴盛,曾引起了一种普遍性的批评意见,讽刺红学家们“数曹雪芹的头发”成了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时髦幽默。周汝昌和他的《〈红楼梦〉新证》则成了“考证派”红学“走向极端”的一种代表。《红楼家世》可以说是《〈红楼梦〉新证》一脉传承的“嫡子”,是周汝昌对批评意见的正面回答,当然也是他对曹学研究领域中各个具体问题之学术立场具有个性特征的展示。
  此书的书名就十分耐人寻味:《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红楼”当然是小说《红楼梦》的简称,但这一简称也就有了一点楼堂宅院--家族世居的暗示意味,与“家世”相联就有了意在言外的“含蓄”。而副标题“氏族文化史观”更是画龙点睛之语,此即所谓“簪缨奕世,诗礼承家”。这一书名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两个基本的学术立场。其一,曹雪芹的家世研究与《红楼梦》的文本研究是密切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曹学与红学有分有合,分的一面是表相,合的一面才是实质,因此才能将曹雪芹家世称为“红楼家世”。所以作者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所谓红楼家世,即是雪芹家世。这是本书的大旨要义。这是因为,《红楼》一书,含有很浓郁的自传性成分。”其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目的与视野都在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文化“根源”--落足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也就是作者在《自序》中所强调的:“‘家世’一词的概念范围,实际上包含氏族文化这个中华文化上的一大特点。……我心目中的‘家世’,又不只是一般人所拘解的‘祖籍’‘家世’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我所以致力于家世研究,正是为了追寻雪芹身上的文化积累、造诣,以及他的宇宙、人生、社会观的思想真源及客观因素。我并没有把这个课题狭隘、庸俗化,以致使之成为一种令人齿冷的‘地点之争’。”简言之,这个书名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自传说”到“文化论”之周氏红学研究历程的轨迹。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有一个总概念,大体系,即红学、《红楼梦》研究是“中华文化之学”, 是“新国学”。无论红学中的哪一个具体分支,都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拱卫着这个核心--而这正体现了前面所说整体、动态、联系的辩证思想观念。而曹学研究,即曹雪芹家世研究,在这个体现中华红楼文化的大体系中,则具体地表现为“氏族文化史观”。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来读《红楼家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就可以举一隅而三隅反了。“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将曹雪芹与《红楼梦》从一个作家与一部小说提升到了中华文化的“寻根”层面,也就是红学作为“新国学”的层面,这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是格外具有意义的。
  本书开首的《曹雪芹氏族家世简表》及其后三篇《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之初议》、《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 》和《释“诗礼簪缨之族”--红楼绎史之一》已经把《红楼家世》的立场、构架表明,可谓此书的“总纲”,续后诸篇则是各种具体问题之微观的考索和论证,曹雪芹的卒年和生年,“丰润说”、“辽阳说”和“铁岭说”的辨析驳议阐释,“曹雪芹小像”的真伪和“奇特命运”……。具体论题都是上个世纪在红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且至今余波未息的“热点”,其是非正误虽不可一语道断,周汝昌的“一家之言”也有它参预“争鸣”和交由读者评判鉴定的权利,则是不言而喻的。与众不同的是,周汝昌的各种具体学术论点,都统摄在了“氏族文化”的宏观体系之中,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视野。循着周汝昌“红楼家世”的理路,我们确实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曹雪芹其人与氏族文化,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文本,曹学与红学……彼此之间千丝万缕而脉络交通的联系,《红楼梦》因此而更加伟大,中华文化因此而更加辉煌,曹雪芹与《红楼梦》因此更具有了中华文化代表的资格。考证,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求得历史的真相,也是为了彰显被历史尘沙掩埋的中华文化的辉煌。应该说,这正是周汝昌的考证与其他一些人的考证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周汝昌的考证时时不忘考证的目的是为了显示曹雪芹其人和《红楼梦》其书的“文采风流”。与一般人的误解相反,周汝昌恰恰是最反对“为考证而考证”,最注意“考证”与“文本”之血肉维系的。他既从小说文本中寻绎家史的密码信息(Cultural Code),又以家史原型的蛛丝马迹来阐释小说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说得更具有理论意味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与研究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法互相融会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曹学与红学,家世与文本,文学与文化,在周汝昌的视野中,是“互文”(inter-textual)的。
  归根结底,这仍然来源于曹雪芹其人与《红楼梦》其书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并非谁主观臆造的。这种事实就是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有一种奇特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关系,周汝昌对这种特殊关系感受深切,要把这层特殊关系揭示出来,梳理清楚,这就使他的考证方法也有了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主要表现就是考证与“悟性”相结合,不仅如陈寅恪“以诗证史”,而且“以小说证史”。囿于传统考证规矩的人因为没有周汝昌的这种感受性目光,就会觉得他的考证似乎有些天马行空。我并不想在某一具体问题的考证结论上“表态”,但以为提醒考据界要注意曹学与红学的特殊性以及周汝昌考证的悟性眼光是必要的。应该明白,无论红学与曹学的考证,都应该是“科学”与“人文”、“逻辑”与“悟性”、家世与文本彼此印证互相结合的,这种方法论的特色要求其实是由考证对象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比如,周汝昌从曹雪芹在小说中对贾宝玉生日的描写,再结合对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芒种”节气出现的频率,考证出贾宝玉的生日,进一步推出曹雪芹的生日,就是将家世与小说“综合互参”,将曹学与红学融为一体的一个佳例。芒种节四月二十六日的推考可以说既是科学的考证,也是诗性的感悟。会心的读者从这种考证中不会有考证的枯燥艰涩之感,而能受用到一种考证的美学意味,并为考据家的智慧所叹美惊服。又比如,周汝昌将小说中“潢海铁网山”的描写与辽宁铁岭的家世考证相联系,也是诗性感悟与科学考证、小说文本与家世历史相结合的例子。缺少诗性灵光的考据者当然又会说这样的考证缺乏“科学态度”了。但请不要忘记,周汝昌曾经凭悟性考证出曹寅有一个弟弟曹宣,当年也曾备受抨击,后来却被新发现的康熙时期的《曹玺传》所证实。
  我不敢说周汝昌的每一个具体的考证结论都准确无误,也不屑于在诸如“祖籍”、“小像”或“生卒年”等“地雷阵”中“划线”“站队”,许多具体问题还可以也应该继续讨论和争鸣,但我认为《红楼家世》至少在两点上具有深刻的启示意味,一是考证不应该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一种人文精神;二是正视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从而开创“以小说证史”与突出“综合互参”考证方法的新实践。这两点都一方面凸显着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证实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思想方法论确是“活的灵魂”。曹学与红学,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文本,本来就是“风月宝镜”的正面和反面。对此当然不应该予以机械曲解,周汝昌说得很清楚:“我从来也没有不承认或‘排除’作者运用‘本事’素材时并不包含‘艺术加工’--而那些论者的观点实质也正是主张有素材有艺术的‘文学作品’。如果我‘强调’其自传性的独特之与众不同,那只是针对有人用Fction西方模式来看待、解说而发的,是惟恐现代(年轻)读者已不再了解中华小说源流本义的‘外史’、‘野史’、‘稗史’了,并无其他用意。”(自序)
  考证使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光环更加灿烂还是愈益黯淡?红学考证能不能脱离文学感悟而达到纯粹的“科学”?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深广的理论探索余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之时,更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不过这种科学与人文之二律背反的课题要说起来未免太话长,不是本文的任务了。正是:


痴方解味野芹香,考据尤须悟性长。
史哲文通真善美,金鳞透网肆汪洋。

治红一脉似参禅,汩汩灵根夜涌泉。
诗眼凿来悟活法,中华文化此寻源。

文采风流第一书,通灵难觅夜明珠。
红坛多少青云客,几片冰心在玉壶?
  
200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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