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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周汝昌的“红楼缘”

孟祥海
   周汝昌被认为是红学研究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的却是胡适。

    1947年,周汝昌将《红楼梦》新发现的查证结果发表在《天津国民日报》上,不想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看到。胡适主动与他通信联系,探讨红楼学术。事后,胡、周书信研讨“红楼”,成为一时之佳话。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对《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用三层报纸包好,借给我看。”周汝昌曾这样回忆,胡适此举也被学术界传为佳话,而让周汝昌感到好笑的是“孤本”上还钤有“胡适的书”的白话收藏印。多年后,胡适在给他人的书信中提道:“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大鱼前导,小鱼从之”,经过胡适的帮助,1953年9月,正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出版了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确立了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这本书,后来被红学界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如今,两位先生都已离世,但前辈学人间的那种惺惺相惜的传承与创新,如一缕春风,吹拂过历史的天空,令人为之慨叹!

原载:《 光明日报 》( 2012年06月07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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