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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亡人散”到“逃异地”及其他

———“《红楼梦》与鲁迅”论笔•之三

梁归智

“家亡人散”与“逃异地”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强烈家史、自传性质的小说,这已经是从胡适、俞平伯开创“新红学”以来的一个红学的常识。

在《红楼梦》的文本中,字里行间,随处散落着“家族情结”的词语痕迹和情节伏线,信手拈来,俯拾皆是:

 

    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

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一回甄士隐《〈好了歌〉解注》)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第五回《聪明累》)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五回《飞鸟各投林》)

 

红玉道:“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个不散的筵席’,谁混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谁还认得谁呢?”

                      (第二十六回)

 

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第七十四回中贾探春语)

 

整部《红楼梦》,无论从结构布局,从谶语影射,从情节走向……都以“家亡人散”为聚焦点。比如: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贾母出一个灯谜“猴子身轻站树梢”,贾政猜出谜底是荔枝,谐音“离枝”,暗示“树倒猢狲散”。(第二十二回)

贾府清虚观打醮,贾珍代表贾母在神前拈戏,三出戏影射了贾家的由盛而衰:《白蛇记》、《满床笏》、《南柯梦》。(第二十九回)

全书从第一回开始,就以元宵节和中秋节作为象征家族盛衰的两大节点,此后如贾元春元宵节归省,先聚后散(第十八回);全书中间又写过年过元宵节,凤姐说笑话,都是象征家亡人散的,如“聋子放炮仗——散了”,等等(第五十四回);后面又写过中秋节,贾母感叹人少,戏班子演奏乐曲,笛音又非常凄凉……林黛玉和史湘云议论贾府从贾母以下“不能各遂其心”,并吟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谶语式诗句……(第七十六回)

曹雪芹正是在这种浓得化不开的家族兴亡的情结中回忆、感叹、思考,而将自己的家族身世之歌哭悲慨化作笔下的故事和人物。

而鲁迅的精神追求,也是从家庭的衰败离析开始的。《呐喊》的自序中有十分恳切的直白:

 

    我在年青时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曹雪芹所经历的是从“百年望族”而“一败涂地”的家族升沉变迁,曹家的家史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复杂的政治风云奇特地纠缠交扯在一起。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文采风流曹雪芹》,到刘心武的《红楼望月》,已经把这一段历史探寻得比较深入了。

 

以往把雍正对曹家的忌刻重点放在他家和胤禩、胤禟的关系上。如今弄清:原来真正的祸源是在废太子胤礽的身上;胤礽才是曹家新一代的主子。从曹寅十七岁,立了太子以后,他家是康熙、胤礽两代的包衣家世。所以两次抄家遭难,皆因是“太子党”的缘故——乾隆四、五年那次是胤礽的长子弘皙要推翻乾隆朝廷的大“逆”案所致!历史的脉络愈加显示清晰了。

在雪芹书里,“荣禧堂”大金匾是康熙御书,而其对联“座上珠玑照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则是胤礽之笔——故为“银”制。不但如此,书中凡与“月”有关联的诗词最多也最重要——都是暗与“太子”相涉的喻词。考胤礽能诗,颇有才学,他的一首《塞垣(长城)对月》,非常重要,即以“月”自喻。而芹书中秋联句是咏月,香菱学诗,三易其稿,也只为一个“月”字。

……

根本原由,是雪芹认识如太子胤礽者,遭政敌诬毁而废黜,其为人之类型,也是一个“正邪两赋而来”之人,是气类相投,有所感叹悲愤之情怀,非“儿女情场”之闲话也。

 

                             (《文采风流曹雪芹》)

 

    曹雪芹父祖两辈,与康熙朝时的太子胤礽关系密切,这是雍正登位后厌恶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么“骚扰驿站”、“任上亏空”等都只是表面罪名。

    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那时弘皙以理亲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规模宏大的郑家庄王府,居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七司,俨然有“影子政权”之架势,弘皙在康熙活着时,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爱,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亲胤礽是“明月”,“明月”继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长孙自居,父亲既殁,他便是“明月”了,视乾隆为“伪日”,要“正位”取代。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曹家不能不受弘皙一党之诱惑么?一来他们内心也是一直倾向于“明月”的,二来根据他们的“老根”,弘皙的新“太子党”是绝不会在集结力量时,不找到他们这个老“太子党”来“捧月”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对曹家来说——折射到小说里就是贾家——既是对所面临的政治大形势的比喻,也是在“日”“月”夹板中煎熬难耐的写照。

 

                                                           (《红楼望月》)

 

    鲁迅的家庭变故自然没有曹雪芹的家族这样震骇和惊动,却也有一番盛衰兴亡。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末的翰林院庶吉士,周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称为“新台门”,台门就是大宅邸,台门人聚族而居,人多势众。周福清在一篇家庭教育的读本中追述周家的光荣历史,说周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开始发达,到了乾隆时期,已有老七房小七房,田产超过一万亩,当铺就有十几所。后代不知节俭,到了周福清这一代,退回到了小康水平。但在绍兴地区,周家还是“台门货”,子弟是生来就要读书做官的。

   尤甚者,周家据说是宋朝大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号濂溪先生,故周福清参加科举考试时所写的履历表上为:“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然而,周福清的官运并不亨通,做知县被免职,后来又因替亲戚行贿考官而犯案被判死刑,后遇大赦释放,但在狱中待了九年,周家卖地营救,家道彻底败落。鲁迅的父亲患病,先祖父而去,剩下孤儿寡母,家族内斗,侵夺财产,鲁迅终于只有去读当时颇受鄙视的洋学堂,“把灵魂卖给魔鬼”了。

    从曹雪芹到鲁迅,从康、雍、乾到光绪、宣统和辛亥革命,对应的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之转型的巨大变迁。而曹雪芹和鲁迅的思想和艺术天才之启蒙发越,首先都是从“家族情结”发轫的。而这个“家族情结”,实际上牵扯着两千年家族伦理本位的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之蜕变演进。家国同构,家庭、家族的种种矛盾纠缠,家人、亲友的各色离合悲欢,是最本己最心灵的体验。从曹雪芹的“家亡人散”到鲁迅的“逃异地”,也就是中华传统文明蜕变演进中思想精神上的先知先觉者之痛苦和升华的心智历程。

 

“棠棣之威”与“兄弟参差”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一第八页有一条脂砚斋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这是针对小说正文中说空空道人从补天顽石上抄回石头记一段情节而发的。

 

    同书卷二十一页背面又有一段脂砚斋的批语,是针对小说中写甄宝玉挨父亲打,“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疼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觉不疼了,遂得了秘方”。这条脂批是:“以自古未闻之奇语,故写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盖作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之“人物考”中考证说,曹雪芹有一个弟弟叫棠村,鹡鸰、棠棣都比喻兄弟,“‘棠棣之威’文义怪异,疑‘威’是‘戚’‘感’之钞讹。如其不然,则‘悲’‘威’二句应分属两人,一为棠村,早逝可伤;一为另弟,时见凌逼,如小说中所谓贾环之流者,为可慨叹”。王利器认为“鹡鸰之悲,棠棣之威”两句含义相同,都是说兄弟死丧之事。“棠棣之威”是用《诗经·小雅·常棣》中的典故,即:“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诗经》中“常棣”即“棠棣”的通假字。)

 

    曹雪芹确实有兄弟早丧而带来的悲感,也可能有家族中兄弟阋墙的不愉快经验。这的确有文本的根据——不要忘记《红楼梦》是一部“家史自传”色彩很强的小说。《红楼梦》里一条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是贾宝玉受贾环和赵姨娘的觊觎、窥伺、陷害,贾环用油灯烫宝玉的故事,“魇魔法”的故事,贾环向贾政编造金钏跳井原因以诬陷宝玉的故事……正是非常典型的“棠棣之威”。我们看第三十三回的回目“手足眈眈小动唇舌”,“手足”之间却虎视眈眈——不是惊心动魄的点睛点题的话吗?

 

不过换一种视角来看,脂砚斋批语既然说“作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这里的“鹡鸰之悲,棠棣之威”应该是广义的,即“鹡鸰”和“棠棣”是广义的,不仅指兄弟,也包括姐妹,而且主要是指姐妹,所谓“闺阁庭帏”。小说第七十九回贾宝玉怀念堂姐贾迎春,作《紫菱洲歌》,其中就有“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的句子,古人说兄弟如手足,这里的“手足”则指姐弟。因此,这段脂砚斋批语的意思应该和第五回《红楼梦引子》基本相同。就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甲戌本《凡例》中又有一段话耐人寻味:“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馀、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这应该是“鹡鸰之悲,棠棣之威”的主要内涵吧?

 

    如果把“鹡鸰之悲,棠棣之威”作狭义的解释,特别是如果把“棠棣之威”理解作兄弟阋墙的话,那么这八个字对鲁迅倒是十分对景的。鲁迅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合与分、情与怨,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两人之间的手足恩仇,已经成了鲁迅学中一个热闹的话题。如黄乔生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出版),就以这桩历史公案为切入口而作“叙事学”的大文章。

 

    黄著中有些分析比较细致,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特别是第十八章“彷徨寻路”中五小节文字颇有抉微索隐之功效。这五小节的标题是:“余恨未消”、“宴之熬者——被日本女人赶出家门”、“小说化的兄弟关系”、“荷戟独彷徨”、“苦闷的象征”。

 

        19235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对两兄弟情绪和思想上造成的震动十分强烈,不是其他事件所能比拟。在以后的许多年,甚至终其一生,这个事件都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兄弟俩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二人发生冲突,鲁迅回八道湾取书那一天,兄弟二人几乎大打出手,这一天鲁迅的日记中写的是周作人夫妇“骂詈殴打”,周作人日记中则是“下午L来闹”。

 

    周作人经历了一种幻灭的悲哀,就在兄弟决裂后几天,他为即将结集的散文《自己的园地》写序,其中有“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之语。

 

    而鲁迅在1925年冬写的小说《弟兄》则是以周作人患病为素材的。黄乔生评论说:“鲁迅在这里会不会隐约地表达了对兄弟情分丧失的痛惜以及自己的悔恨之情呢?他也许是在对弟弟说,他不应该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与弟媳计较,以致于产生争端,并导致兄弟分手。”(《度尽劫波》)而《野草》中的《风筝》则是写少年时代鲁迅与小弟弟建人之间一次伤害感情的事件:他折坏了小弟弟正在糊的风筝,并踏扁了风轮。而当成年以后想请求弟弟宽恕时,弟弟却已浑然忘却——也就没有宽恕可言了,也就是说心灵的负担永远卸不掉了。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关系破裂后一个长时期的作品,都显得十分悲郁,孤独的情绪格外浓。《彷徨》里的《孤独者》和《在酒楼上》特别有代表性。而《伤逝》一篇,表面上写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故事,多年以后,周作人谈起这篇小说,却认为鲁迅是在借以伤悼兄弟的分手,认为小说中涓生的既怨又爱、既恨又悔、欲说还休的情绪其实是一种艺术变形,正是鲁迅那时伤悼“鹡鸰之悲,棠棣之威”的情绪体现。

 

    黄乔生还注意到,19251012,在《伤逝》写成的九天以前,鲁迅看到《京报副刊》上刊出罗马诗人卡图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叫《伤逝》。编者说明“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一些祭品,作最后的贡献”;“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幽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而《京报副刊》是周氏兄弟经常发表文章的处所。

 

    散文诗集《野草》也是在兄弟失和之后所写,大多数篇章写于从八道湾搬出后的西三条新居。《野草》已经被公认为是鲁迅最杰出深刻的作品,说得残酷一些,这种杰出深刻之实现,至少有一部分是得益于兄弟决裂后的感情失落。

 

    前面说过,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到贾环对贾宝玉的仇恨和伤害,特别是宝玉挨打那一回,显著标目“手足眈眈小动唇舌”,应该说有作者自己的人生经验在里面。他在小说中贬低男子为“须眉浊物”和“蠹

 

蠹”,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对姐妹丫鬟等少女极尽赞美痛惜之情意,是不是也和他曾经遭受“兄弟”关系的痛苦和残酷有关呢?当然在曹雪芹笔下,“窝里斗”其实已经扩大到整个家族。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的事情发生后,曾愤怒又悲怨地说:“咱们到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应该说,曹雪芹所经历感受的家庭感情之异化要比鲁迅所遭遇的远为强烈和严苛。但似乎曹雪芹的心态比鲁迅要更有亮色,这从《红楼梦》里那时时洋溢出的对生活的兴趣和热爱,那种自然流露的幽默调侃,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曹雪芹似乎较少鲁迅那种迹近绝望的灰色心态。大概有气质个性的差异。不过,这是不是也和曹雪芹毕竟生活于“康乾盛世”——尽管已到“末世”,而鲁迅则恰逢最黑暗的历史转型期,这样两种不同的时代氛围有些瓜葛呢?

 

    在某种程度上,《红楼梦》和《彷徨》、《野草》,都是“鹡鸰之悲,棠棣之威”之情感失落后绽放的血色花朵。

 

“魏晋文章”和“狂于阮步兵”

 

    刘半农曾经给鲁迅以这样的品目:“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指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尼指德国诗人哲学家尼采。对这一品评,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说:“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

 

    王瑶在《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认为,就“魏晋文章”而言,绝不表示鲁迅从章太炎那里接受了魏晋文言文的“风格笔调”——尽管他的文笔、小说都与这种风格笔调有“一脉相通”之处,而主要指“思想内容”上的血肉联系。鲁迅从嵇康、孔融等人那里,继承了“刚健不挠的反抗旧俗精神”。嵇康、孔融等对旧礼教的大胆叛逆者的战斗精神真正“在鲁迅思想里生了根”。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有“文人与药”和“文人与酒”两篇,以更丰富的资料和更细密的分析使这一话题由感性而知性,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王瑶的这两篇论文,完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从“典范”到“规范”的过程。

 

    其实,思想精神和风格笔调本来就互为表里,不必生硬地切割分裂,“诗”的感性是典范,“学”的知性就是规范吗?形式其实也就是内容。许寿裳就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气质,严气正情,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惊惊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相类似的缘故。”(《亡友鲁迅印象记》)周作人也说,鲁迅喜欢的诗歌,楚辞之外是陶诗,他喜欢的文章,陶渊明之前有嵇康。

 

    1913年,鲁迅三十三岁,以明代吴宽丛书堂本校勘《嵇康集》,并作《〈嵇康集〉跋》。到1918年三十八岁时,鲁迅才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和1922年,鲁迅年过四十,又校《嵇康集》多遍。1924年,再校《嵇康集》,作《〈嵇康集〉序》。又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1926年,再作《〈嵇康集〉考》。1931年,又校《嵇康集》。以嵇康为切入点,魏晋的人和文,可以说贯穿了鲁迅的后半生。

 

    其实,魏晋文章对鲁迅的影响,几乎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幼年。鲁迅读私塾时的蒙师寿镜吾,就“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故往往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寿镜吾之子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

 

    鲁迅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和散文诗,或者杂文,甚至学术著作和翻译,从思想内容到文风笔调,都流浸着魏晋文人的血脉。而魏晋文人中,从所谓“战斗精神”来说,可以看出嵇康对鲁迅的明显影响,但从气质和文笔来说,则阮籍的痕迹也宛然可见。

 

    鲁迅有一篇很有名的演讲,就是许寿裳所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中说:

 

    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师心”和“使气”应该也就是鲁迅文章的特色。所谓“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和“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偈文》)

 

    曹雪芹呢?先不说《红楼梦》文章中弥渗着魏晋气质,所谓“正邪二气所赋”(第二回)和“师楚”(第七十八回),以及妙玉之怪癖,史湘云之旷达,薛宝钗的“林下风范”,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痴”,王熙凤似曹操、桓温……都是典型的魏晋风流,只看曹雪芹别号“梦阮”——表示向往阮籍,以及朋友敦诚有关他的诗中句子:“步兵白眼向人斜”、“鹿车荷锸葬刘伶”、“狂于阮步兵”,就可知曹雪芹的气质之概略了。

 

周策纵在给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写的序言中说,雪芹做人的态度狂傲像阮籍,也许还是表面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阮籍的处境、思想和态度,和曹雪芹有不少相类似的地方。

 

    《晋书》的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周策纵认为,这已经像《红楼梦》中“于国于家无望”和“无材可与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了。阮籍的父亲阮瑀曾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管书记”,和曹丕、曹植兄弟很要好,乃“建安七子”之一。司马氏篡魏时,曹爽和何晏等策划对抗,事败被杀。阮籍却担任过曹爽的参军,而拒绝司马氏一党蒋济的拉拢。同时,阮籍也像何晏等人一样,沉浸于老、庄思想,而违背了司马氏提倡的儒家礼教。嵇康说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若雠”。

 

    曹雪芹则因雍正夺权继位后发现曹家与雍正的政敌有关系而遭抄家之祸,到乾隆初年复兴不久后,曹家再度卷入乾隆和康熙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的政治斗争中而彻底垮败。这样的身世,自然使曹雪芹很容易联想到阮籍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后的遭遇。阮籍家世属曹党,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被时论称赞才如曹植,曹寅著《续琵琶》传奇,歌颂曹操赎回蔡文姬的事,当时有人批评他袒护同宗。曹寅赠洪昇诗有“礼法谁能轻阮籍”的句子,敦诚则引杜甫诗说曹雪芹是“魏武之子孙”,而敦敏寄雪芹的诗也说“诗才忆曹植”。周策纵作结论说:“这当然并不一定是说曹雪芹已确认曹操是他的祖先。《红楼梦》里把王莽、曹操一样说成‘大恶’,但那到底只是贾雨村说的‘假语村言’。我所要指出的只是,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很容易使他联想到并同情于因属于曹党而遭受政治歧视的阮籍。”

 

    再看为人处世,《晋书》里说:“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魏氏春秋》说他“宏达不羁,不拘礼俗”。《世说新语》里的《任诞篇》注引《文士传》,则谓阮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同时,他能“口不论人过”,“佯狂避世”以免祸,故而司马昭说他“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放了他一马。这和曹雪芹在小说中宣称“毫不干涉时世”、“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写甄士隐“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也是接近的。

 

    曹雪芹对“女儿”特加顶礼,王熙凤要贾宝玉同车,就说他是“女孩儿一般的人品”,作者揄扬女儿竭尽全力,乃全书大旨,所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周策纵说:“《红楼梦》的作者对女子特别同情,对男女爱情尤别有体会。这也正是阮籍的特性之一。”《晋书》中说阮籍送嫂嫂回娘家,别人讥讽他不合礼法,他回答说:“礼岂为我设邪?”他看到邻家卖酒的少妇长得美,就经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倒在少妇旁边。少妇的丈夫开始怀疑,后来发现也没有别的事。有一个兵士家的女儿死了,因为女儿有才有貌,阮籍虽然不认识其家人,也去痛哭一场。这些表现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颇为类似。

 

   再有阮籍“嗜酒荒放”,有名的故事就是以大醉月余而拒绝钟会提亲。曹雪芹也嗜酒如狂,在敦诚、敦敏的诗里多次提到,如敦诚《佩刀质酒歌》的序言说“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敦敏诗中也有“卖画钱来付酒家”、“醉馀奋扫如椽笔”等。

 

阮籍“能啸”、“善弹琴”,而曹雪芹“击石作歌声琅琅”(敦诚《佩刀质酒歌》)、“燕市悲歌酒易醺”(敦敏《芹圃君霑别来已一载馀矣。偶过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特别是“痴”。阮籍本传说他“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周汝昌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里特辟一章题目就叫“痴”。讲述“雪芹‘痴’意”,论为“中华文化上的异彩”。周汝昌说:

    在我心目中,像雪芹或宝玉这种人物的先河与远影,早在《庄子》书中就可以寻见了,庄生笔下的那些“畸人”,都值得细心体认。……由此说来,这些“人英”,或者“四痴”,或者“七不可解”,真可谓“一路而来”之人,也就是雪芹所说的“易地则同”的人物。这些人大抵具有极大的特色,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绝世的天才,惊众的技艺,而且还有最令人感动的性情与智慧。黄山谷拈出“人英”二字,可谓精警之至(但他误认为人英与“痴”是矛盾的了)。

 

    这“一路而来”的人,在历史的隧道里络绎行出,由远而近,虽罕遇,却也不曾断绝,鲁迅无疑是继武(“武”即脚踪之意,源于《诗经·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前贤最近代的一位“痴”者和“人英”

 

曹雪芹与鲁迅都是魏晋人的肖子,不过曹雪芹更是阮籍的孑遗,鲁迅则似是嵇康的后劲。

 

从写作上来说,曹雪芹更多地吸收了“阮旨遥深”,《红楼梦》中那些象征隐喻,草蛇灰线,假语村言……弥满盈溢,造成了一个美学的大观。鲁迅似更领略了“嵇志慷慨”,那种忧愤表现得更露骨和撼人,成了对“国民劣根性”的直接鞭挞。

 

    也许是由于那更能体现曹雪芹悲愤慷慨的小说八十回后原稿亡佚,也许由于鲁迅的文艺表现形式更具有“现代性”,总觉得鲁迅似比曹雪芹显得阴鸷和劲切,而曹雪芹比鲁迅更艺术和文采风流。

 

 

 

 

 

原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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