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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红学遗产

梁归智
曹雪芹创作的原著《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一个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对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的读解关系到民族文化心灵和审美气质的境界,这是周汝昌红学遗产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仙逝之后,各家社会媒体不断采访报道,承学界同仁青目,往往把媒体推介到我这里来。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庆善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夏薇女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先生等,予岂好言哉,予不得已也。

  我在接受各家媒体采访时强调两点:周汝昌先生的离去是中华文化的损失,而不仅是红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损失;周先生对红学最大的历史贡献是让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的区别昭然于天下,让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真思想、真艺术得以为世人了解,并已经渗透到民族文化的细胞中去。

  

“两种《红楼梦》”与红学遗产

  我在多种学术著作和《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译林出版社2011年新版)中都早已详尽阐述过这种立场。周先生曾多次说过: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中华文化之学,而不仅仅是一部小说的“文艺评论”,而所谓红学四大分支的曹雪芹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脂砚斋批语研究和探佚学之所以必须首先面对,就在于它们是“思想和艺术”评论阐释的前提和基础。这四个分支研究深入了,普及了,“两种《红楼梦》”在思想和艺术层面的异同也就凸显了,它们各自的意义也就明白了。

  问题其实很简单,但二百年来红学的各种争论,说到根底,就是围绕着这些简单问题而纠缠不清。为什么会如此?很有趣也很深刻,这个历史现象实际上曲折地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碰撞接轨时所发生的冲突和融合,也是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发生的冲突和融合。曹雪芹原著《红楼梦》表面上只是一部通俗小说,其实却包罗万象,深邃无底,可以说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有哲,有诗,有史,有文,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曹雪芹与《红楼梦》,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而且是高度艺术的、审美的,而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又把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交叉、冲突与融合如此戏剧性地体现了出来,更强烈地折射到接受红学中。周汝昌作为独特的红学家,上述这些内涵外衍和矛盾冲突又都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出来,这实在非常有趣。说周汝昌的离去是中华文化的损失,主要从这个层面来理解,至于他同时在传统诗词、书法和文艺理论等方面具有深湛修养和做出杰出贡献,其实还在其次。

  这种中西文化、精英和通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反映到研究方法上,就是文、史、哲会通还是只局限于西方的形式逻辑或各种所谓“范式”,用过去的说法,就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孤立、片面、绝对化)。比如曹雪芹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将曹家和李煦家等的家族生活历史作为小说的生活素材而“假作真时真亦假”,用西方的一些流行文艺理论,用形式逻辑,就无法弄清楚,往往曲解误释。周先生特别强调“悟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是考证、论证、悟证并重的,所谓“综互合参”,刘再复先生说他是“考证高峰,悟证先河”。当然不是说周汝昌的每一个具体观点就不容许提不同意见,但作为遗产,这种“三才并重”的治学方式最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启发性。

  比如史湘云在小说中的实际地位问题,王蒙先生都调侃周先生“爱上了史湘云”。但如果我们真正深入了文本的实际,红学的实际,你就知道曹雪芹用了那么多巧妙的艺术手法,隐喻湘云实际上是八十回后中的第一女主角,如对湘云和黛玉都用了“湘妃”之典,在海棠诗、菊花诗、咏雪联句、柳絮词中都暗示湘云才最重要,第四十回牙牌令“只有湘云是满红”,史湘云的海棠之喻在小说第五回、第十七回、第二十五回、第三十七回、第四十回、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五回、第五十一回、第六十三回、第七十七回等许多回目中都反复渲染,以及史湘云的生活原型是苏州织造李煦的一个孙女,并以“史”谐音“李”而且化用李清照海棠词“雨疏风骤”、“绿肥红瘦”作为象征,等等,你就不能不对曹雪芹惊才绝艳的艺术叹为观止,也就会认同周汝昌倡导的探佚学之抉微发隐,乃是考证、论证、悟证全方位出击,才呈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微奥妙。

  因此,也就突显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分野。后四十回属于通俗文学范围,即所谓“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或者“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这种层面上的《红楼梦》读解自然也有其相对合理性和相应接受情境及群体,在历史上和在将来,曾经并将继续存在和起作用,但最富有意味的是,两种美学、文化共存于“红楼梦”一个书名下,搅起二百年的红学狂潮,并如《共产党宣言》开头所比喻的那样,成为一个最有魅力的《红楼梦》读解接受之永远的“幽灵”。这也是周汝昌留下的一个最意味深长的红学遗产,虽然是从胡适和俞平伯发轫,却是在周汝昌这里,而成为清醒的焦点和深刻宏远的大观。

  周汝昌讲话行文有老派学者的风格,就是喜欢旁敲侧击,“悟”字当头,这对于“五四”以来接受西方文化而失落传统文化的某些人,就造成接受障碍,产生误解。从这个视角切入,又会发现有关红学的种种争论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一百多年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片面接受西方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都深受影响,在吸取了西方文化营养的同时,也产生一些副效应。这在“两种《红楼梦》”的认同上,在对周汝昌的评价上,都尖锐地表现了出来,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围绕周汝昌红学争议的启发性

  由此,也就联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周汝昌在红学界的孤立与饱受非议。这毋庸讳言,我不想葛藤那些无聊的派别纠纷,避免用刺激性的字眼,而强调周汝昌的思维方式不被许多红学界同行所理解。归根结底,这还是上面所说的文化冲突的表现。

  央视“百家讲坛”的张长虹女士曾对我说,周先生讲《红楼梦》的奥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那些红学家们反而不明白呢?我真是无言以对。大家还可以发现,像刘再复、李泽厚、郜元宝这些在文学和哲学等理论方面很强的学者,都比较能认同周汝昌的红学,因为他们的理论素养使他们能跳出比较浅薄的文化氛围。没有文献考据作前提和基础的红学评论是肤浅的,缺乏理论视野和审美感悟参与的所谓考证是跛脚的,将永远莫衷一是。这是围绕周汝昌红学研究“功过是非”的争议最富有启发性之处。

  这个问题,我在《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以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周汝昌之“红学”为中心》(《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凤凰网有全文上传)一文中做过比较深入同时结合现实的阐释。《红楼梦》“大问题”,也是“两种《红楼梦》”红学观衍生的民族文化革故鼎新的契机。周汝昌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30周年时,写过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的第12节题目为《“创教”英雄哲士》,意思是说曹雪芹是一个抵达创立宗教之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即相当于释迦牟尼与孔子一级的大哲士。刘再复说:“我相信周汝昌先生所说的创教,不是释迦牟尼这种典型的宗教形态,而是类似莫林与安娜所描述的第三类宗教,即有信仰、有崇拜、有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但没有神的赐福与许诺的宗教。这种宗教也没有救主与救赎意识,只有个体生命的自明与自救。……我喜欢把曹雪芹比作莎士比亚。英国人把莎士比亚视为深广的精神天空,宁可失去脚下的土地(印度)也不能失去精神的天空。卡莱尔先说了这句话,之后丘吉尔又说了这句话。我们的故国总有一天会意识到《红楼梦》是我们的精神天空,会呼唤生命应当向《红楼梦》靠近。在上述的意义上,也许曹雪芹是位‘创教’英雄和创教哲学家,并非妄言,而是一种极有见解的对《红楼梦》博大内涵的把握。”(《共悟红楼》)李泽厚也表示过,说他比较相信周汝昌的红学,特别是周所阐扬的“情文化”,具有让中华传统文化凤凰涅槃的深刻现实意义。

  周汝昌、刘再复、李泽厚的这些思考和评价确实极富有现实意义:把《红楼梦》提升到世界级文学、哲学、文化经典的崇高地位,曹雪芹不是并肩而是超越托尔斯泰、乔伊斯、纳博科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的最伟大作家,贾宝玉是内涵丰富永恒堪与所有世界经典文学人物媲美尚略胜一筹的文学形象。曹雪芹创作的原著《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一个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对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的读解关系到民族文化心灵和审美气质的境界,这是周汝昌红学遗产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学术的深度与思想的力度密切相关,而思想的力度又常常建立在生命体验的厚度之上,当然还有艺术感悟的敏锐度。在《大问题》一文中,我把周汝昌这位“痴人”的红学观与“畸人”刘再复、“秦人”刘心武、“乖人”王蒙的红学研究作比较对照,透视异同,突出“大问题”的思考,呼吁更多“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提倡把考据、义理、辞章也就是史、哲、文互相结合,或者说让“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融为一体,使曹雪芹这位“‘创教’英雄哲士”及《红楼梦》的“哲学大自在,文化大自在”发扬光大,行其正道,让贾宝玉的眼睛这“中国文化中对生命之质具有最高敏感的眼睛”真正成为“奠定中华民族未来审美的最好基石”,成为中华民族“深广的精神天空”,这是我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红学与《红楼梦》研究一种角度的观照,也可以说就是对周汝昌红学遗产的一种提纲挈领。至于一些具体的红学考证问题,如曹雪芹家的祖籍,曹雪芹的生卒年等,在可见的时日,仍然会仁智互见,就让有兴趣的专家们去百家争鸣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定于一尊。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原载:文汇报201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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