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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代意识切入中国文明史——悼念余敦康先生
2019-07-1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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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他的哲学与他的为人处世没有必然联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识论系统;另一种哲学家则要通过哲学探索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哲学的写照,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他们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这样的求道者。

  余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但他的研究却不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以鲜明的时代意识切入中国文明史的深层河床,在古今之变的视野中体察中华文明精神的根本所在及其现代方向,使得其学问在当代学坛上卓然成家。

  比如,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周易》研究中,他并非只把这部“人更三圣,历三古”的典籍看作一部古书,在他的心目中,这部用数千年时间写成的人类奇书依然活在当下,那依然活着的就是中华文明精神,所以他的易学研究,便成了探求民族精神生命的历程,而非一般训诂可比。这种研究视角使得他的易学研究能够取得非凡成就。基于此,他才能够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并对于两千多年的《易经》古注和近代疑古思潮之下的《易经》诠释同时作出极富见地的批评,认为传统的以传解经和牵经就传,意在守护儒家“四圣一揆”的道统传承。但是,从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则是有见其同而不见其异甚至于穿凿附会,为价值而牺牲了历史的真实;疑古思潮下的近代易学虽然完全分立经传,是有见其异而不见其同,为真实牺牲了价值,沦为历史考据学,他本人则致力于探索一条兼顾易学史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的新路径。正是这一高远的视角与理念,使得他的易学思想上接轴心突破期所开创的价值世界,下贯当代中国人精神荒漠化的现实,显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使他在易学研究上获得了新突破。

  如果说他的易学研究旨在探索民族文化的生命,他关于魏晋玄学的探研则与个体生命的境遇与出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改造,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一直到1978年才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其间20多年的蹉跎岁月,消耗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但这并没有带来生命的沉沦,却促使他在魏晋玄学中发现了一片新天地。他在极其苦闷的情况下阅读玄学家的著作,发现自己的性情是如此地契合于他们,他从中找到了莫大的精神慰藉。但是,玄学对于他不仅仅是个人寄托而已,他开始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入手,重新审视玄学史上的重大学术问题并收获颇丰。他说,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观照下,一些单纯训诂式的问题,比如郭象到底有没有剽窃向秀等,在他的心中突然成了次生性问题,而魏晋名士“少有全者”的命运坎坷,则牢牢吸引了他,促使他从言意之辨的视角,透过那些眼花缭乱的言语名相,去探求玄学家们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他所做的正是得意忘言的工作。他由此断定,玄学家在极其苦闷凄惨的个人命运中,依然苦心孤诣地去探求天人之际的新义,解决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才是魏晋玄学的真正本质,玄学研究由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以上两个例子足以表明余敦康先生为学之道的特点所在。他做古代思想史研究首先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人,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古代,而是为了当代。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过于理性化、客观化的潮流中,他力图将中国学术返回到为己之学的品格。哲学家们在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是他们的高度所允许他们看到的,那是他们思想的上限。余先生的为学理念,使他的研究采取了“六经注我”的形式,并在古今之变的大视野下,将自己的生命与古人的精神打通,进而与时代打通。

  正因为如此,如何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了他思想深处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许多人至今依然陷于中西之争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无力自拔,而余先生则坚定地认为民主科学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化相贯通,认为唯其如此才能开出中国文化的“旧邦新命”。他说,这是自己从大学时代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于是寄语当代青年学人:要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开放之心态,去展开创造性的研究历程。

  余敦康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堪称一时独步,同样富有魅力的是他的人格。中国士大夫历来崇尚儒道互补,并对于魏晋名士的精神风流心向往之,一些文化情怀深重的学者,甚至常常为自己错过了峥嵘的历史岁月而惆怅不已,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然而,当今遇见了余敦康先生之后,他们的遗憾便会一扫而光了,因为余敦康先生正是活在当下的魏晋名士,是儒道互补的人格典范。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儒道相辅相成的文化精神,活生生地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令人有时空交错之感。

  余先生的魏晋风度,首先体现在他之饮酒。关于余先生与酒,坊间有种种美丽的传说,比如说他招考博士研究生要加试酒量,以及与二三好友煮酒论古今,做长夜之饮等等。据我考证,均非空穴来风,但这些毕竟不是我的亲证。我来到世界宗教所儒教室时,余先生已经年过80,早已退休多年,此时还在受邀与北大讲堂讲解中国哲学,但他此时早已经过了饮酒的高峰,家人也出于健康考虑严格限制他的酒量,但我去拜访时,他依然常常要拿出酒来招待。余先生饮酒时,虽然频频向你举杯,其实并不太在意你是否同步进行。他的饮酒,并非好酒,实在是为了以酒助兴,把他的思想与上下古今打通。与余先生对饮,听他侃侃而谈,纵论古今,坦率,深刻,幽默,风趣,是美妙的精神享受。谈到高兴时,他会举起酒杯示意你来一杯,其实并不太在意你喝不喝,而你此时却也在不知不觉地跟着一饮而尽了。

  此情此景如在昨日,余先生却已然作古,永远离开了这个他一直放心不下的世界。哲人其萎,小子何述焉?余先生的学问、人格,以及有关他与酒的种种美好传说,已经走进了历史,但从余先生一生的上下求索及其丰厚的学术贡献,已经转变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有机部分,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作者:赵法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