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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的“不合时宜”
2020-07-27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吕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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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旦是一个博学、敏锐的学者,窗外的风雨声“声声入耳”,成为他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素材,为此,他写了数量庞大的时评短论。这些构思精巧的短文不像专业论著那样旁征博引,细针密缕,但专业知识和视角贯穿始终,而且在字里行间沁透着一种超越科学分析之外的人文情怀。

  对社会变革议题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潘光旦在关于社会变革的议题上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既理解、尊重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又主张逐渐消除其流弊。这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是颇为不合时宜的。

  对于强行废除阴历的国民政府以及采取支持态度的知识精英,潘光旦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不赞同态度。《废除阴历的教训》一文提醒道:“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于改革的政治领袖,以为改革的结果一定是进步。在下的却是一班习与性成的平民,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始终寄托在历代相传的习惯里。”他并不是反对采取社会改革举措以移风易俗,而是希望社会变革能够在尊重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稳妥地进行,“所以当务之急,我们以为不在改革的举措的本身,而在双方距离的减少。减少这种距离的惟一方法是教育:民众所需要的是一般智识程度的提高,领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民族原有经验的认识,而对于风俗习惯的所由养成和亟切不能用法律或政令来废除的道理,尤须有切实的了解!做不到这一点,而轻言改革,结果惟有心劳日拙罢了。”

  潘光旦对于近代声势颇为浩大的“破除迷信”运动的批评以及由此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理性阐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在《迷信者不迷》的短评里,他认为农民的迷信往往不尽是迷信,其原因:一是农民的信仰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在求雨过程中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工作上引起了一些兴奋,同时也没有放弃防旱的努力,专等甘霖的降临;二是中国农民所信仰的偶像和偶像所代表的神佛,并不是无限制的,也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一旦千求不一应便会引起大众的公愤,因而受到相当的处罚。在他看来,中国农民所谓的迷信是“自己寻自己的开心”,“是一种很傻很幽默的行径”。在近代破除迷信的声音压倒一切的时候,潘光旦能够逆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民间信仰辩护,是非常难得的。

  最近一位青年学者发表文章说,读潘光旦这些视角如此独特甚至怪异的文章之后,有一种读章太炎晚年提倡读经那篇文章之后所感到的“惊慌失措”,“之所以说‘惊慌失措’,是因为读他们的书,你会发现一种逆乎固有思维的全新视角:这不是高喊口号式的激情书写,亦无武断和傲慢的文风;而更是一种笃实、细密、稳劲品质的传达,而此,正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最为匮乏的。”我想,阅读潘光旦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独特的视角总能带来全新的思维体验。

  “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

  与近代流行的许多时代潮流相比,潘光旦的不少论说显得不合时宜。大概是有感于此吧,在留学归国的第二年,1927年,潘光旦就在《学问与潮流》一文中对“顺应潮流”的风尚表示疑虑。学习生物学出身的他喜欢以山涧中逆流而上、力争上游的鱼来作比喻。他认为:“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向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挣扎,不肯轻放一着的,毕竟是少数有见识的人”,这些“少数有见识的人”就是学者,“他们好比山涧里的鱼,和潮流有相当的关系,却不会卷入漩涡”。换言之,学者面对种种获得浩大声势甚至历久不变的所谓“潮流”,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

  1932年底至1934年初,潘光旦在他主编的《华年》周刊上继续对“潮流”有所论述,观点明显有所深化。首先是潘光旦约600字的短评《时代潮流?》,在批评时人关于“时代潮流”的论说以后,他表示